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
发表时间:2008-12-24 
陈  俱
 
    “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是陈旭麓教授提出的。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历史哲学的思考著称,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代表。他的上述论点,反映了1874年抗倭保台斗争以至1885年台湾建省前后的历史实际,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具有深刻的思辨意义。本文拟根据历史事实,就这一论点作进一步的申述。
(一)
    1874年5月,以西乡从道为统帅的日本侵略军悍然侵入我宝岛台湾,攻掠台湾少数民族村社,屠杀我同胞,窃据我领土。当时担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奉命巡台,他立即以强有力的手段煞住侵略者的气焰,迫使他们不得不撤出台湾;继之,沈为了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对台湾的防务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政策和措施。他从全局出发,为台湾的前途着想,思谋周详,措施得力,为台湾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陈旭麓正确地评论说:“沈葆桢在这里表现为一个有卓识的改革家的气度”。
    这次反侵略斗争一开始,就体现出“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的特色。沈葆桢作为主帅,充分发挥了船政的实力,运用苦心经营了八年的福建船政所取得的成果,投入驱倭之战的准备。当时福建船政已制成轮船十五艘,直接参加运送军队和装备弹药到台湾,以及担负通讯联络任务的就有十二艘。沈于6月14日乘坐“安澜”兵轮离开马尾前往台湾,随同前往的帮办潘蔚、船政的“洋监督”日意格等人分乘“伏波”、“飞云”兵船。出发前,沈对海上的力量已妥善部署:以福建所造的唯一的巡洋舰“扬武”安排在战略要冲的澎湖巡弋,炮舰“福星”泊于台湾,通讯炮舰“靖远”和“振威”一则往返于福州厦门,一则穿梭于马尾上海之间;同时急调陆上部队赴台。沈临危受命,心情坚毅沉着。他对左宗棠说:“侄断不敢喜事以贪战功,亦不敢畏事而伤国体。”“国体”就是指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他对李鸿章也表明:“晚断不敢贪战功,惟至有关国体民生者,则又不能胶柱鼓瑟矣。”意思是:一旦危及国家人民,就不应拘泥于不可开仗的议论了。率军到台的福建提督罗大春明白沈的心意,他说:“星使(指沈)以日本狂悖渐形,通盘审己量敌,亟应厚集兵力,借以消弭衅端。”所以罗也主张“兵威早振一日,则敌踪庶几早戢一日。”
    沈贯彻实施“厚集兵力”的主张,不仅请调大陆部队,而且发动群众,招募台湾同胞参军,注意团结台湾少数民族,共同抗击侵略者。他考虑到福建所造船舰威力不足,决心设法配置新式的铁甲舰,令日意格到欧洲物色购买,甚至准备买不成则自己制造,要日意格“将厂地须否宽拓、机器须否添置、船槽船台能否胜任,通盘筹划,约费若干,商定再行奏明请旨。”可是,李鸿章颇不以铁甲船为然,沈为之力争,断言其必不可无,“万一风涛起于意外,悔何可追!”他还将福建沿海与台湾的防务一并考虑:“日本不得志于台,必豕突省、厦。省门海口曲折,尚可临时布置;厦门孤悬海外,防兵单薄,尤属可虞。”他从长远考虑,期望建立外海水师,“宜于澎湖合操,每月以一船分巡各口;何口有警,则飞报澎湖合而搏之,则声势较雄,运掉亦活。”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那时我国还没有电报线之设,他要求首先架设福州至厦门然后渡海到台南的电报线,以快速传递消息,此事后来由继任者完成。沈亲自视察澎湖、安平等处海口,看到防务薄弱,立即动工兴建炮台。他还分派船政学生在沿海测量绘图,以备防卫与开发之用。正如严复日后回忆他在船政学堂学习之时,“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旗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
    经过两三个月紧张的运作,台海防务有了增强。这时从徐州调来的淮军到台,我方声势日益壮大,日军惶惶不可终日。沈要求总署能“坚与相持”,不可迁就。可是北京当权者并不这样看。终于以付出50万两的代价,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
    在这保台抗倭的斗争中,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突出地体现在军事上。刚诞生不久的福建船政,按预期的进度提供了一批船舰,展现了我国新生的海上军事力量。在沈葆桢统一调度与各方配合下,“厚集兵力”的计划大体告成,日本侵略军不得不铩羽而归。
 
(二)
    日军撤离后,沈葆桢挑起了处理台事善后的重担。他深思熟虑,提出了“以创始为善后”的著名方略。可以说,这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为台湾开辟了新的天地。他给朝廷上疏说:“台湾之所谓善后者,即台湾之所谓创始也。顾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为什么这样说呢?沈充分看到台湾的重要性,看到台湾的安全和发展对我国尤其是沿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葆桢以台湾为海上奥区,东南各省之藩卫也,地大物博,列国觊觎,自非悉心经画,不足以资富庶。”他将台湾的种种问题条分缕析,而后提出解决的办法是:移福建巡抚驻台。从当时的情况看,台湾“非一府所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当时台湾只设一府四县,马上建省有困难,加以闽台关系密切,一时难以分隔,于是提出巡抚移驻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事实上,以巡抚移驻台湾作为关键措施,加上增设府县、取消禁令、开山抚番等等,都是为台湾建省和发展做好准备的。
    取消一切旧禁,大兴招垦,这一政策关系台湾开发至巨,甚得人心。据罗大春说:“星使以闽人“偷渡”台湾向有厉禁,台民私人番界抽藤、钓鹿、伐木、采棕者亦如之。此外,私铁有禁,私竹有禁。盖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此星使所以奏请悉弛旧禁也。”这就是沈葆桢自己说的“揆度时势,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顾虑。”于是,打破了实行近200年的不合理的禁令,自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
    关于台湾的经济发展,沈葆桢自有成竹在胸。他给朝廷上疏讨论“洋务”时就说:“台湾产煤,闻兼产铁。……盖煤铁充牣,则财不耗于西洋,而作苦小民,兼得资以食力。”“台地樟脑石油,虽其利不及煤炭,亦地不爱宝之一端也。”其实,早在1868年沈就派出船政的外国专家考察基隆煤矿,1875年经进一步勘察,并聘请技术人员到英国购买采矿机器,于是基隆煤矿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煤矿,为台湾近代工业立下始基。
    在台湾善后大计中,最出人意料的一着是:由沈领头提出为郑成功请谥建祠。此举不但顺应闽台人心,而且对于增进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有着深远的意义。沈亲自筹划建祠,还撰写了三副对联赞扬这位民族英雄,脍炙人口,永世传诵。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海上视师,紫阳于五百年前,早为后贤筹结局;
        天南唏发,缅甸在八千里外,特延闰朔付孤臣。”
 
      “到此地回首凄然,只剩得江上一些儿流未枯眼泪;
        将斯人苦心参过,更休说世间有那种做不了难题。”
    沈离台后第二年,由他主持绘制的台湾地图完成,报送朝廷。原来,朝廷要求将福建内地和台湾详细绘图呈览,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巡抚王凯泰负责,台湾地图由沈负责。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6年3月31日)沈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说:“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势情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有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誊写甫毕。臣适赴江南新任,因携至上海装裱,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赍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这是运用船政人才和技艺,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巩固海防和开发宝岛而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
    1875年5月,沈葆桢还在台湾,朝廷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为了推荐船政大臣的人选费了不少心血,最后提出让“果毅精明,不避嫌怨,近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的丁日昌来接任,立即得到朝廷的批准。丁曾经负责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绩卓著,有“洋务能员”的名声,而后担任江苏巡抚,努力革除陋习,整顿吏治,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沈原先考虑提名的郭嵩焘,已内定为驻英公使,于是船政大臣一职非丁莫属。
    丁日昌于1875年就任船政大臣才几个月,朝廷又任命他兼任福建巡抚。这样,仍然是“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的格局。丁延续了沈的思路和做法,接任船政后,极力主张派人员出国考察学习,且主张自己开煤炼铁,认为这是船政的根本。担任巡抚期间,他认真遵行“冬春驻台”的规定,以半年多的时间遍巡全岛,他在福建的政绩有一大半落实在台湾。他实现了沈葆桢的计划,铺设闽台间的电报线,派军官带领船政电报学堂学生来办成。他准备修建台湾铁路,按照沈的嘱咐,拟将吴淞拆下的铁轨铺设在台湾凤山到旗后港口,可惜以种种原因未果。他大力整顿吏治,体贴民情,免除苛捐杂税。他大力加强海防,整顿驻军,提出台湾防务方案,特别强调提防日本的野心。他注意培养人才,奖掖青年。关于发展经济,他的想法比沈葆桢更具体,认为“台利自米、糖外,以煤、茶为大宗。……垦田伐木,利微而缓;开矿种茶,利厚而速。利厚则民不招而自多,民多则土不垦而自廓。什伍之集,遂成村堡。村堡之聚,遂成城邑。生齿既繁,捍卫自固。饷粮永足,兵气自强。譬之养生,中气充则外感不入矣。”他将发展经济作为巩固国防的根本,按照这样的方针,台湾的富强自然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可以说,丁在台湾的作为,进一步为建省做好准备。
    1878年丁日昌解职回乡后,6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任巡抚,到了1884年,由刘铭传接任福建巡抚。
    刘原是淮军将领。1884年法国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进犯闽台沿海,形势危急。朝廷任命刘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兼福建巡抚。他率领淮军十营到台,在他的指挥下,挫败了进攻基隆的法军。战争结束后,刘负责办理善后,他提出设防、练兵、清赋、抚番等急务;以安设电报、修路造桥、清理屯垦、开矿伐木、兴自然之利为要务。他考虑更深远的一层,上疏提出:“台湾为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每有衅端,咸思吞噬。”加以“台孤悬海外,土沃产饶,宜使台地之财足供台地之用,而后可以处常,可以处变。”为此,他要求免去巡抚一职,专驻台湾,一心一意为台湾尽力。这时,左宗棠认为台湾建省的条件已经成熟,上疏朝廷,力主迅速建省。朝中诸大臣同声赞同,于是1886年10月正式决定台湾成为一省,由刘铭传任巡抚(当时称福建台湾巡抚)。
    刘虽然一贯带兵,却颇留意“洋务”。早在抚台之前,写过《请开铁路以图自强疏》,驰名一时。任台抚后,他大刀阔斧,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海口要地建炮台,设军械机器局自制军火,而且利用本地出产的硫磺制造火药。动工修建台湾南北铁路干线,在刘的任内已从基隆修到新竹。办新式邮政,属于全国首创。购买轮船,航行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大大促进了台湾的贸易。开办西学堂,聘请外国教师,讲授算术、理化和制造之学,学生全部免费,入学的十分踊跃,一时风气大开。在台湾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办学堂,设抚垦局。刘专力经营了六年,无不以兴利除弊为目的,使台湾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可惜,晚清官场积弊甚深,倾轧之风很盛,刘敢作敢为的作风使某些人受不了,由于他办事屡遭掣肘,最后只好自动辞职。继任者不得其人,不能将他的建树发扬光大,令后人扼腕叹息!
    我们完全赞同陈旭麓的结论:“从沈葆桢、丁日昌到刘铭传,他们先后主持台事,有萧规曹随之概,使台湾从1874年到1891年得到较大的发展,开始了近代化。”“对沈、丁、刘在台湾的作为,也同样认为是值得赞扬的爱国行为。”
    历史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
    船政的兴起,标志着我国近代化的起步。短短的几年间,建厂、造船、育才,一如原定计划,成绩斐然。其后的衰败,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而其初期出现的蓬勃气象,是世所公认的。当年建成一支新型的舰队,在抗击侵台日军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果那时连这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很难想会落到什么样的局面。评价历史事件,总要从实际出发,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
    自古以来闽台一体。历史上,台湾的开发、收复与防卫,均以福建为前进基地。从沈有容、郑成功到沈葆桢、刘铭传,莫不如此。台湾建省前的两百年间,台湾是福建省的一部分,经济上互通有无,财政上统筹安排,《福建通志》中台湾与内地府县同样写,台湾学子到福州参加乡试。闽人的心目中,“故乡”的概念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林旭的《鹿港香》一诗:“欣然援笔夸乡物”,陈季同的《吊台湾》:“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泪阑干”,便是明证。一段时间的隔绝,令人痛心。瞻望前景,今后的亲密关系是可以预期的。
    历史不可忘!祖辈付出的汗水和鲜血不可忘!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段历史特别值得回忆。“船政——福建——台湾三位一体”,说到底,就是海峡两岸一体,台湾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先人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台湾的近代化,是我们的祖辈自己开创的,处处为台湾长远的福利着想,和日人窃据之后进行掠夺性开发有着本质的区别。甲午战争后我们所痛失的不仅台湾,从那时起全中国无不处于强邻的威胁蹂躏之下,更不要说后来东北三省以及半壁河山的沦亡了。那些不尊重历史的人,妄想“去中国化”的人,实在是愧对自已的祖宗和同胞,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作者: 陈俱,原福建省科委副主任。
文章摘录自《船政文化研究(第五辑)》第1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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