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船政与台湾的近代化
发表时间:2009-02-03 

刘 传 标

 一、福建船政局为台湾海防近代化奠定基础

    台湾是中国门户,孤悬海外。虽然在清朝廷持续一百多年的消极治台政策的影响下,台湾防务建设发展缓慢,戍台营兵军务废弛,军事设施年久失修,陈旧不堪,海岸防御力量较为薄弱。
    清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1871年11月27日),琉球船遇风漂泊至台湾,琉球船民66人因风漂至台湾八瑶湾(今屏东县境内),上岸后与当地的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54人被杀,12人逃脱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琉球为中国属国,本与日本无关。但此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同治十三年二月十八日(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日本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悍然出动“日进”、“孟春”、“筑波”号军舰,掩护lO余艘轮船运送3600名陆军官兵入侵我国台湾。三月二十五日(1874年5月10日)从台南射寮琅峤(今恒春)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的牡丹、高士佛两社民众交锋,但因日本侵略军武器精良,“番”民未能挡往。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四月十八日(6月2日)日本侵略军主力1300多人分三路进攻牡丹社和高士佛社。6月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番”民退人深山,日军占领大片领土,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道路等,企图永久占领台湾。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三月初四日(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三月二十六日(5月11日),照会日方诘责。
    台湾府隶属福建,其防务由福建统一指挥部署。福建船政局自1866年创立起,左宗棠与沈葆桢就致力于创建近代化的海防舰队。此时福建船政局已建造了近十艘近代化舰船,组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支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近代海军:自第一艘“万年清”于1869年6月10日完工下水之后,又建成“湄云”(1869年12月6日完工下水)、“福星”(1870年5月30日完工下水)、“伏波”(1870年12月22日完工下水)、“安澜”(1871年6月18日完工下水)、“镇海”(1871年11月28日完工下水)、“扬武”(1872年4月23日完工下水)、“飞云”(1872年6月3日完工下水)、“靖远”(1872年8月21日完工下水)、“振威”(1872年12月11日完工下水)、“济安”(1873年1月2日完工下水),尤其是木质商船“永保”(1873年8月10日完工下水)、“海镜”(1873年11月8日完工下水)、“琛航”(1874年1月12日完工下水)、“大雅”(1874年5月16日完工下水)……马尾港已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福建船政局建立的近代化舰队,为拱卫台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面对“台湾营伍废弛,……积弊之深,尤所罕见”,“非大加整顿不可。”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即上折清帝指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鸱张者”,主要原因就在于“窥中国器械之未精”。他们恃有“铁甲船二号”,“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一方面奏请仿淮楚军营制而归并台地营伍,“认真训练,扼要驻扎”;另一方面建议“两号铁甲不容不购也”。鉴于旧有水师已不合台湾海防需要,奏清调“闽厂现造轮船,分拨济用”。
    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调集福建船政船队“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等船舰待命,准备赴台巡视。
    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清廷委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并规定“所有福建镇道等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俾得与日本及各国按约办论,而于征调兵弁船只事宜亦臻便捷”;且“除江苏、广东沿河各口轮船用款各由各该省拨给外,所有该大臣需用饷银,著文煜、李鹤年筹款,源源接济,毋任缺乏”。四月十四日(5月29日)沈葆桢受命后将福建船政事务委托内阁中书衔莆田学训导、提调吴仲翔代理。先命“福星”、“扬武”、“靖远”、“振威”等舰船或停泊台湾,或游弋于海上,给敌人以心理上的威胁。
    四月十九日(6月3日)总理台湾海防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会奏《筹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4项保台应急举措。建议购置铁甲船,建议“架设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及厦门至福州的陆路电线,使消息能尽快畅通,不至坐误战机。”朝廷随之上谕:“均著照所议行。并准其将闽省存款移缓就急,酌量动用。”五月初一日(6月14日)沈葆桢率由福建船政局船队(即福建水师)的“安澜”、“飞云”、“伏波”、“扬武”、“济安”、“振威”等6艘(福建船政局船队参照欧洲舰船编制,奏定按大、中、小型兵轮配备官兵员额:大型兵轮180名,中型兵轮98名,小型兵轮67名)及淮勇7000人到台巡视,于五月初四日先后到达台湾。
    当时台湾海陆防“无一可恃”,“千余里竟无一炮”。面对此境,沈葆桢提出“固民心”,同仇敌忾;“联外交”,孤立敌人;“预边防”,加强福厦海防;“通消息”,将当时福建船政局建造的“扬武”、“威远”、“镇海”、“湄云”、“福星”、“飞云”、“靖远”、“振威”、“济安”、“安澜”、“伏波”等十艘舰船,调八艘于台湾海峡,其中四艘兵轮用于互通消息,四艘主力舰准备用于对敌。随即沈葆桢与镇道会商认定“应办者三事,曰舌战,曰预防,曰开禁”;“预防与舌战同时并举”。并派潘霨、日意格等与日本国台湾事务都督西乡从道谈判,日本无意退兵,要求贴费、通商。
    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采取“依托大陆,台闽联防”方式,调集海陆军积极赴台备战,从大陆抽调的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部队,由唐定奎率领的武毅铭军十三营到台湾布防。针对台湾北部后山的防卫力量单薄,且有日人觊觎,沈葆桢奏派福建提督陆路提督罗大春(即船政轮船队统领)率部东渡,驻防苏澳;另外,还派人到广东招募兵勇两千多人,从天津调来新式洋炮,从福建调数万磅火药。通过福建船政船队的船只运兵近万人到台湾,经过沈葆桢一番部署,台湾的防务力量大大增强。中国陆海军力量超过日本,使日本发动侵略有所顾忌。
    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八月初二日(9月12日)日本侵略者派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等先后到北京谈判,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九月二十一日(10月30日)中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击退日本侵台后,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加快台湾的海防建设随之提上日程,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台湾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朝廷又诏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筹划台湾善后。沈葆桢认为台湾物产丰富,地位重要,为外敌所垂涎,必须加强防卫工作,亟须整理内政、开发山区经济,以增强实力。
    为了加强台湾海防建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及继任者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并对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一系列整顿与改革。
    l、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首倡派大员常川驻扎台湾。
    在日本侵略军全部退出台湾,沈葆桢拖着病躯给朝廷写奏章,在《全台善后事宜并请旨移驻巡抚折》中,他认为“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且“台地向称饶沃,久为异族所垂涎,今虽外夷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期时”,“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建议必须开发和整治台湾,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修吏治,固其险,以保持台湾的长治久安。1875年1月沈葆桢再次上奏《请移驻巡抚折》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请求依照江苏巡抚驻苏州例,将福建巡抚移防台湾,总揽台湾的军民两政,兼理学政。一年之间,春冬驻台,夏秋回省。也就是说,福建的巡抚,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时间移到台湾去办公。并强调:“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
    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遂决定福建巡抚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并以此成定例。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近代化有极重要的意义。
    1883年底,法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中法战争,并把夺取台湾作为其最大的侵略目标。中国军民在刘铭传领导下英勇抵抗,最终法国占领台湾的企图没有得逞。中法战争的爆发,使有识之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刘铭传把沈葆桢的“派大员常川驻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派大员驻扎“台、闽不能兼筹”。“若驻台日久,则顾此失彼,必致远旷闽官。若驻台不常,则一曝十寒,更属何裨台局?”所以刘铭传自请开去“福建巡抚本缺,俾得专办台防”。刘铭传这一主张得到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支持,他们具奏朝廷“宜有大员驻扎控制。若以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以专责成,似属相宜。”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八日(1885年lO月12日)清政府颁布台湾建省的上谕:“台湾为东南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筹议,奏明办理。”
    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以此为标志,经过沈葆桢、刘铭传十多年以来的努力,台湾必须有专门大员驻扎办理终于得到实现,从而为有效的经营台湾和台湾建省创造了条件。此后,在刘铭传的领导下,台湾加快了近代化建设的步伐。
    2、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对台湾行政区划实行改革,从行政上加强对台湾的建设
    为加强对台湾事务的掌控,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实行改革。台湾原设一府(台湾原是福建—个府,府治设在台南。当时台北的广大地区,都尚未建立政权机构。台南的政府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四县三厅。沈葆桢为了加强对台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沈葆桢在善后折中建议在台湾前后山“建郡者三,建县者十数”,另设一个“台北府”。光绪二年(1876),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即增设台北府(辖新设的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合原来的台湾府为二府,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这种行政区划的规划与变动,不仅有利于台湾防务,也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后来台北成为全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这和沈葆桢的“开府”措施是分不开的。
    3、加强台湾自身海防设施的建设
    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震动”。为了加强台湾海防实力,添设军事设施。沈葆桢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仿西洋新法设计修筑安平炮台(1876年9月竣工,为中国最早用混凝土所建新式炮台,在炮台城门上沈葆桢亲书“亿载金城”),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与此同时,沈葆桢还注意建设城郭和县治,他把乾隆时期大学士福康安倡建的台南府,加以重修。使之更加坚固,并发动修建了恒春城,支持台北知府刘星聚倡建台北府城等。并建议将福建船政局造船厂已建造的十五艘船舰用于加强台湾和福建的海防。其中“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6艘兵轮常驻澎湖,“福星”轮驻台北,“万年清”轮驻厦门,“济安”轮驻福州,战时互相接济。”
    并派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严复等到台湾“测量台东旗后各海口”地形和海面形势,为清军军事行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中国台湾省海岸版图的界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同时,沈葆桢抵台后为解决台湾“孤悬海外,有事运济艰难”的问题,即在台郡兴建军装局及火药局,并从福建船政局抽调枪炮制造技术人员赴台主持。从此福建船政局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促进了台湾海防建设的发展。1886年,刘铭传在台北大稻埕建造机器厂及军械所各一座,在大隆设立火药局,在基隆、沪尾两地设置水雷局,专门制造和布设水雷。1888年又建大机器厂一座,“制出枪子,能与外洋来者无二也。”
    自此,台湾不仅有了军械储存、修理之所,而且可以独立制造枪炮子弹,基本上满足本地的军事需求。1892年,邵友濂在“经费奇绌,部限停购机器亦未满期”的情况下扩建台北机器局的枪子和火药两厂。
    4、借助福建船政局的力量开启台湾近代化交通运输
    台湾孤悬海外,防卫之重要性尤其突出。加强闽台两地之间的信息沟通,以有力的交通、通讯保障来防范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这是前后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共识。沈葆桢建议将福建船政局造船厂已建造的十五艘船舰用于加强台湾和福建的海防。
    首先,利用福建船政局已建造的轮船,来加强闽台两地之间的旅客与商品的运输,不仅提高人员与货物的安全系数,也密切与便利闽台之间政治与军事来往。据《台湾通史》“邮传志”统计,光绪二年(1876)有帆船11l艘驶抵淡水,而轮船抵港者仅44艘。至光绪十六年(1890),帆船就减为8艘,而轮船增至126艘,总计吨位为177500余吨。其中大量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船只。由此可见,随福建船政局的发展,台湾航运首先获利。光绪七年(1881)福建巡抚岑毓英为解决海峡两岸信息交通问题延请福建船政大臣派拨“琛航”、“永保”二艘轮船循环往返于两岸之间,以加速文报传递,并准搭载人货。设福州基隆线,“按五日往返,连环开行”。自闰七月二十四日(9月17日)起福建船政局准许商民贩运货物搭船政船只前往各口。“永保”首次搭客数十名,由福州开往基隆。
    其后又增派“伏波”、“万年清”二轮,缩短邮递日程。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以“飞捷”、“威利”、“万年清”三轮往返航行于台湾与大陆各重要港口。只是到月光绪十二年六月,刘铭传才通过筹集民间资金40万元,另加官方投资10万元在台北大稻埕设立商务局,以32万两白银购买“驾时”、“斯美”二轮,才分解了福建船政局原有闽台问的海上运输。可以说,福建船政局开启了台湾近代化海洋运输业,带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光绪五年(1879)船政大臣吴赞诚总结了船政局轮船在加强闽台经济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臣维船政与海防相为表里,海防持久而不敝,船政亦宜日起而有功。同治十三年,台防事兴,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总兵孙开华、吴光亮诸军,前年克阿棉纳纳,去年克加礼苑等,济师穷域,舍轮船无以应征调之机”。
    据《船政大事记》记载,自福建船政局第一艘轮船“万年清”下水以降,“采办京米委员前赴台湾购米,俟购有成数,饬万年清前往装运。”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1870年2月4日)福建船政局的“湄云”号赴台湾载米。光绪四年二月十六日(1878年3月19日)晋豫两省饥荒,福建船政局调派“永保”、“海镜”、“琛航”、“登瀛洲”等自台湾运粮北上救灾。光绪八年五月初一日(1882年6月16日)因澎湖饥荒,福建船政船队“超武”号从福建载米赴澎湖接赈饥民。每年台湾还必须向福建运送大量的军米(兵眷米谷),以解决驻闽清军的军粮与家属的口粮供应问题。“万年清”、“永保”、“海镜”、“琛航”从台湾运载粮食成为船政局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任务。
    5、借助福建船政局的力量开启台湾近代化通讯
    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兼钦差大臣沈葆桢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沈葆桢认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奏请朝廷铺设从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台湾府到沪尾转向北沙渡海,过福清县之安寨登陆至马尾的电线。清廷鉴于紧迫的台岛局势,下诏“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这是清廷首次批准在台湾架设电报。
    沈葆桢在得到朝廷允准后,便会同上海大东北公司议明价格,签订合同,但大东北公司乘机敲诈,“由安平至澎湖,再由澎湖至厦门,议价洋二十一万二千九百余元,合银数计之须十五万三千二百余两”,开价如此之高,清廷难以承受,加上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议遂中止”。光绪元年十一月(1875年12月)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兼任福建巡抚,架设电线工作由新任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付诸实施。光绪三年(1877)丁日昌决定由台南府城至凤山旗后先行开通电信业务。饬令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建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第一届毕业生苏汝灼、陈国平、林钟玑等技术人员,于当年七月十日从郡城台南动工,九月五日全线竣工。长95里,同时设台南、安平、旗后电报局。这是我国自办的最早电讯业,奠定了台湾近代邮政的基础。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因台湾南北电报线未通而贻误战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参照沈葆桢原定的计划,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命候补道张维卿为总办,台北通商委员李彤恩为辅佐,负责修建陆路电线和水路电线,李彤恩专司与外国公司的交涉事宜。李彤恩受命后先与大东北公司谈判,但遭到该公司的无理敲诈,谈判无果而终。
    光诸十二年(1886年6月26日),刘铭传又派通商局李彤恩与上海德国泰东洋行洽谈,议定从沪尾、基隆两处海口起,到台北府城,再到台湾府的安平,“全程八百里,架设陆路电线,除木料外,其余一概包与泰东洋行承办,议定价银三万两。订立合同”。泰东洋行接受了合同的条款。陆路电线的架设合同谈好后,刘铭传又着手水路电线的敷设事宜。为了敷设台北至福州的海底通讯电缆,他采取招标承包的方法在怡和、泰东、璃生、地亚士等七家洋行中竞标,“令洋商各开实价,择其廉者与其成交”。最后选中开价低、条件优的怡和洋行承包。9月2日,李彤恩与英国怡和洋行签订台湾与大陆的海底电缆及制造巡船的合同,由厦门至澎湖以达台湾安平,约五百里水线,以及为修理水线所需要的钢壳四铁叶暗轮一艘,议定价银22万两。由于台湾分省不久,百废待兴,经费十分拮据。刘铭传与怡和洋行商议,“立合同时付银四万两,待轮船、海线到华放妥后再付银六万两,其余十二万两自海线放妥之日起分两年付清,不计利息”。
    光绪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887年9月27日),台北沪尾至福州芭蕉岛(即川石岛)的海底电线由福建船政局派出“飞捷”号轮船自福州起航,翌日抵达沪尾,接通海陆线路,再赴澎湖以接通安平。由于船政局的促进,台湾至福州的通信工程遂告成功,台湾与内地的联系更紧密了。至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基隆、沪尾到台南与旧线连接的电报线也陆续竣工。并在途经的新竹、苗栗、彰化、云林、嘉义各设电报局办理。
    为了保证水线电报的畅通,刘铭传在川石山、安平、沪尾、妈宫等处设立水线房负责各区段的电线维修与保养。同时,刘铭传看到,“安设水线,费款至十万金,一旦有事,或被敌人割断,不独无裨缓急,且将虚掷巨金,殊为可惜”,专备“快捷”轮。雇技术上人按月巡查海底电缆,购置全套的修理机器,培训电缆维修人员,以防不测。
    贯通南北的电报线及与大陆相接的海底电线顺利铺设,首先便利了岛内的信息传递,其次使“省内省外瞬息相通”,改变过去台湾与外界“音信不通”的状况,如今“既可以与大陆通报,从而与全世界联系。也使得军事前哨地与总部能直接通报”,为“台闽联防”创造了条件。正如连横所记,“海陆两线既成,自台湾可通福州,远而至于东西各国,莫不瞬息万里,而台湾不至孤立矣。”同时以其自身业务的创收为台湾近代化服务,促进台湾对外贸易的发展,切实增强台湾的商战能力。
    6、“开山抚番”。奖励移民,发展经济以巩固海防
    (1)“开山抚番”为台湾省的近代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在沈葆桢经略台湾之前,汉族主要居住在台湾西部沿海地区,而台湾台湾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东部和内地山区,因交通不便仍有大片土地未开垦。沈葆桢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则愈愚而愈毒,经费滋钜,恩威而窒矣。”日本侵台事件平息后,沈葆桢负责台湾的善后工作。他认为“台地之病,病于土旷;土旷之病,由于人稀,”“久为外人所虎视”,根本在于“地利未开”,要切实加强台湾的海防力量,“练兵、简器、造船为自强之目,筹饷为自强之纲。”
    鉴于台湾西部沿海已略有开发,而东部仍处于原始落后的封闭状态的实际和日人侵台的教训,沈葆桢决心改变前山后山、内地与台湾隔绝的状态,把“开山抚番、移民垦殖”作为日军撤走后的第一要务,“以绝它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腑之患”。
    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9月),沈葆桢调十九营的兵士,分南北中三路对后山开山筑路,开通横断中央山脉的通路三条。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5年2月2日)他委派海防同治袁闻析、福建船政船队(后改名福建水师)提督罗大春率兵开辟南、北二路。
    南路横贯道从两路推进,一路自凤山县赤山(今屏东县万峦山赤山村)到山后之卑南(台东),袁闻析自任督办,开路175里(即今天的“南迥公路”);一路自凤山县之社寮(今屏东县之枋寮)经立里社、南昆仓等地至南卑,总兵张其充任督办,开路214里。
    北路由罗大春为督办,督三营之兵,纵贯道从噶玛兰(宜兰县)之苏澳,经大蜀水、得其黎等到达奇莱(岐莱),计程205里(即今“苏花公路”的前身)。
    光绪元年正月十日(1875年2月15日)沈葆桢等又奏请增派官佐赴台,主持开山事宜。清廷调派工部候补员外郎陈一鹤、补用同知文炜、候选知县李益林等赴台差遣。又分北中两路继续施工,北路纵贯道从奇莱、花莲南进,经吴全成、石碑柱等至宝桑,开路252里。派总兵吴光亮领队开辟中路横贯道。中路吴光亮统领,督三营之兵,自彰化之林杞埔(今南投县竹山镇)越中央山脉,经顶城、凤凰山等多处荒山险谷至主璞石阁,与北路衔接,计程265里。即著名的“八通关古道”,也是今天的新中横公路的基础。至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2月)三路开路工程完工,新开路859里,费银20万两。
    沈葆桢治台期间除开山路外,还包括屯兵卫、砍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释、置扉署等十四项措施。
    在台南族后海口凿山垒土,建炮台6座,“自苏澳五里亭起讫秀姑峦山鹊子埔止,计地三百四五十里,分五段,沿途建三十二碉”。在凤凰山附近,“建塘坊八所,公所二座,小营垒一座”,在台北周围建塘坊3座,石桥两道,木栅土围公所。这些设施虽然都是为了在抚番过程中官兵的需要,但在实际使用上,对于畅通山路,增进台湾少数民族和汉人的交流发挥了作用。
    三路开通使台湾东西海岸相联,它为加强台防,为台湾省的近代化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在“开山”的同时,沈葆桢实施“抚番”政策。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74年12月23日),沈葆桢奏请“抚番”。他认为:“开山抚番”必须同时进行,“欲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抚番”则包括选“土目”、查“番户”、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路、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十一项措施。“生番”一经归附,即限期榷发,由官府“酌给粗布上、下衣”,并在归附番社附近的市镇,广设义学,“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如学有所进,则给予一定奖励,“传统言语文字,有以自达其情,所有膏火口粮由官府发给”。“番童”准进乡学,如有读书明理者,准其应试上京。除教育“生番”榷发易服外,还教其勤耕织、修水利,禁止嗜烟、仇杀等等。清政府对“生番”的这些教化措施,带有强迫同化的性质。然而在客观上却有利于革除“生番”的一些陋习,消除汉民与“生番”之间的民族差别和隔阂。
    (2)拓荒垦殖发展农耕经济,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萌芽
    在近代中国,农业仍是稳定社会、保障民生的基础,即农业是民利之本。沈葆桢鉴于开山工程开展后,因无人垦荒而路有开而复塞的可能及“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现实,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5年2月1日)上奏清廷,建议开豁历朝严禁大陆人民私渡台湾。认为“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应悉与开除,以广招徕”。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不前。”“鲫,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后来清政府依照沈葆桢的奏折办理。光绪元年(1875)朝廷谕示全国:“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著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著一律弛禁,以广招徕”。从而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湾自由迁徙,同时台湾的汉族居民与台湾少数民族得以自由往来。
    撤销禁海令后,沈葆桢等认为台湾除番社以外的土地,后山亟须招垦,为了推动台湾的土地开发,特别是东部山区的垦殖,沈葆桢等在台东璞石阁、岐莱、卑南以及风山县属刺桐脚及大陆的厦门、香港、汕头等地设立招垦局(这是由官方领导的第一次有计划的垦殖措施),招集赴台垦荒之民,并颁布“凡应募者日给口粮,人授地一甲(约合旧十一亩三分)。助以牛种农器。三年之后,始征租”等抚垦优惠政策(供给人台者以船以及耕种之资本等等)。此举得到了东南沿海人民的响应,引发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移居台湾。
除从大陆招来垦民之外,沈葆桢更是以优惠政策,鼓励“番民”垦殖,农忙时节,禁止狩猎,以免妨碍农事。“集力开圳筑坡,引水灌溉田园”,训导“番民”以农事为根本,勤耕广种。“假以农器,人日给口粮六两,垦成之地,三年免租……”特殊优惠激发了当地“番民”垦殖的积极性,仅千总吴金标招抚大巴垄、木瓜等29社番丁就达1779人之多。
    台湾和大陆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使台湾的人口大量增加,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萌芽。
    (3)用中华传统文化教化台湾原住居民,大力开拓民智
    沈葆桢深知抚番在于未来,“教化之本在学校”。为提升台湾原住同胞的素质与水平,创办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对台湾青年一代的教育。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与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临修结合番民实际的《训番俚言》一篇,作为教化番民的教材,颁发台湾各地义塾使用。他先在枋寮办“番”塾(学馆),令各社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从柔其气。接着又在刺桐脚、蚊蟑埔等10个较大“番”社办起了“番”塾。光绪元年(1875年)仅在埔里社就设义塾26处。义塾教学童读书、认字、写字、学算、学唱歌、跳民族舞,使学童粗通文墨,讲文明,知礼义。在办学施教中,沈葆桢本着“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原住居民区除设“社学”外,还在“生番”居住区办“义学”,学童不但免收学费,而且还可获得生活费。如在射麻里、四重溪等8处所设义学中规定,“凡就学者,每人每月给钱五百文,以为笔纸及膏伙费用”。沈葆桢所办教育,开创了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教育的新纪元,有力地促进了汉族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光绪元年八月十八日(1875年9月17日)沈葆桢奏请改派北洋帮办大臣丁日昌接管船政。八月二十七日(9月26日)朝廷接受沈葆桢推荐,任命丁日昌督理福建船政。同时调彭楚汉接任李成谋为福建第三任水师提督。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清朝廷委派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接任闽厂船政。丁日昌主持福建船政局期间,把沈葆桢的“闽台一体”的海防推向完善的近代化阶段。在丁日昌任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期间,将福建船政船队(福建水师)在台湾操演常态化,每年都令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率领船政局船队在澎湖或基隆等海面操演,以提高舰队训练水平。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福建巡抚丁日昌病假,由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暂兼台湾防务。五月下旬,吴赞诚率领船政学堂稽查委员严良勋等乘“海镜”号运输船赴台湾巡察。
    台湾素称“烟瘴荒蛮之地,民性强悍”,虽经沈葆桢等大员前往巡察,积极筹划治理,推动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但尚未完全开发,吏治也积弊仍多。吴赞诚继续采用沈葆桢治台的方略:“抚番”、招垦、开路等,抵台后分营并进,尽可能亲身去巡察。鉴于后山卑南(今台东县)一带,官吏极少亲临,当地民情未能反映上来。于是,他率部取道由恒春人卑南,途经牡丹社红土坎、大猫狸等地,由于地势险峻,山谷陡绝,下临大海,车骑无法通行,他们攀藤扪石才得以通过。其间,越过两条大溪,适逢山洪暴发,绝粮三天,掘山蓣(薯类)以充饥。行程三百多里才到达卑南。因气候恶劣,瘴湿交侵,返回恒春时,随员都生病不能起立,死亡过半。吴赞诚也卧病—个多月,才得以返回福州。此次巡察台湾,密切了台湾与内地的关系,使台湾“生番化外之地”进一步归化。
    光绪四年(1878年),吴赞诚以光禄寺卿署福建巡抚仍兼理船政。九月间,吴赞诚再次带领随员渡海赴台湾。是时因台湾加礼宛、中老耶两社“抗抚戕官”,吴赞诚抵台后,督师清剿,连战皆捷,遂率部由花莲港亲往岐莱等处,安抚后山民众。接着,又由台北赴台南等地,巡防阅兵,筑建堡垒,访问民间疾苦,采取措施解决,历时一个多月才回到福州马尾。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吴赞诚因病上书请求辞职,清廷加以挽留,先后赏假四个月,并由吴仲翔代办船政事务。七月初,吴赞诚病情未好转,就前往江苏治疗。九月,清廷才准吴赞诚辞职,派直隶按察使黎兆棠督办船政。吴赞诚在福建供职三年半,不仅致力于福建船政事业,也为宝岛台湾的防卫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李鸿章称赞他“阅操澎岛、接办台防,劳勋倍赏,勋盛丕振,欣颂莫名。”
福建船政在中法战争前的10余年中,不仅担负防卫闽台的重任,而且应沿海各省督抚要求,输送舰船和人才,支持各省海防建设。
     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在前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人的极力呼吁下朝廷下诏同意台湾单独正式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军事、行政、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多方进行改革和建设。台湾在东南七省中后来居上,至甲午战争前夕,已经跻身子全国最先进的省份行列。

二、福建船政局对台湾矿山资源的开发,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

    1、福建船政局为基隆煤矿的发展注入活力
    台湾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是能源的开发。而矿业发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运输问题,二是销路问题。
    随着福建船政局规模不断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多,台湾基隆的优质烟煤对福建船政局来讲“物美价廉”,福建船政局发展对煤炭需求的不断增加,使得基隆煤炭的销路不成问题。
    同时运输问题也随着福建船政局的“万年清”(1869年6月10日完工下水)、“湄云”(1869年12月6日完工下水)、“福星”(1870年5月30日完工下水)、“伏波”(1870年12月22日完工下水)、“安澜”(1871年6月18日完工下水)、“镇海”(1871年11月28日完工下水)、“扬武”(1872年4月23日完工下水)、“飞云”(1872年6月3日完工下水)、“靖远”(1872年8月21日完工下水)、“振威”(1872年12月11日完工下水)、“济安”(1873年1月2日完工下水),尤其是木质商船“永保”(1873年8月lO日完工下水)、“海镜”(1873年11月8日完工下水)、“琛航”(1874年1月12日完工下水)、“大雅”(1874年5月16日完工下水)等15艘近代化炮船、运输船下水投入运营,也得到解决。据《船政大事记》记载,船政船厂建造的近代化炮船、运输船“万年清”等相继下水投入运营后,几乎每个季度都派船赴基隆运输煤炭回马尾。如,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十日(1872年8月13日)就派“湄云”号从马尾往台湾鸡笼(基隆)运输煤炭。
    台湾的基隆古称“鸡笼”,盛产优质煤炭,基隆与福州马尾距离仅130多海里,在福建船政创办之前仅是个用土法开采的小土煤矿,自福建船政局建立后,基隆山煤矿,因其地缘近,就深受福建船政局诞生与发展影响,随着福建船政发展而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大、最早采用机械采煤的近代化煤矿。可以说,福建船政局对基隆地区的矿业开发与近代化,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和促进作用。
    清政府虽然于咸丰八年(1858)就开始派遣外国技师调查台湾煤铁矿产。但真正发展,则是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筹建福建船政局建立后才实现。左宗棠在筹建船政局时,就考虑到就近用鸡笼山煤炭作为船厂和轮船的燃料。福建船政局多用洋煤,尤其是英国煤居多。随着船局各厂建成和开工,需煤量不断增加,而英国出现了“煤荒”,于是迫切需要台煤。而基隆煤厂因为矿工工资很低,每吨为四角,成本费每吨一元五角左右,售价为二元五角,即便加上运费,价格也比英、澳等国的煤价为低。1868年夏季,马尾船政局即派矿师去基隆勘查煤矿的产煤情况。为了提高基隆煤炭的产量,福建船政局与福建巡抚衙门联合作出决定:煤窑窑主向政府报效产量的5%,但1872年“报效”加购买的煤,只够船政局所需量的三分之一。“福建当局苦干洋煤太贵”,而土法生产的煤又远不能满足船政局的需要,同时由于当时台煤税重,洋煤进口每吨税0.5钱;台煤出口,每吨税6.72钱。且台煤的出口和进口,都征同样的税率,这不利于矿产的开发。
    清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75年2月1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完成台湾军务,率领福建水师回抵马尾后第一件事就是为减少船政倚赖洋煤(“洋煤太贵”),向清廷上《台煤减税片》,说:“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奏请广开台煤,并鼓励民间煤窑的开采。实行台煤减税,刺激台煤生产,提升了台煤与日本等外国煤炭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沈葆桢上奏“减税”虽仍是对土法采煤说的,但也为即将实行的洋法采煤作了准备。
    随后沈葆桢又奏请将台湾基隆煤矿改为官办,获得清廷同意“试办”。1875年春夏之交,沈葆桢等通过税务司赫德雇请的英国矿师翟萨到北部台湾一带勘查煤矿,经过一段时间初步勘察,有些地方煤层薄、质地轻而松,且距河道远,运输不便;有些如鸡笼之老蔡坑,煤质坚美,煤层亦厚,运送较便,颇有开采价值。
1875年清政府根据船政大臣沈葆桢等人的建议,批准在台湾基隆设立西式煤厂,用洋法开采台湾煤矿。1875年5月,沈葆桢迁任两江总督离万台湾后,李鸿章推荐丁日昌接替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同年12月又兼福建巡抚)。因日本在我国东南沿海不断进行武装侵扰,清廷感到加强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时起用淮军将领丁日昌为福建巡抚兼福建船政大臣,以巩固和加强闽台的战略地位。
    光绪二年(1876年7月)福建船政局督办调派前学堂制造班第一届毕业生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五人到台湾参与基隆煤矿的筹建工作(为培养自己的矿产勘探技术人才,福建船政局于三年春选派第一届出洋留学生时,选派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五人到法国专攻矿务制造理法,这五人先人法国科鲁苏民厂,后入巴黎矿务学校,即巴黎国立高级学校)。
    光绪三年正月初二日(1877年2月14日)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亲自到台湾视察鸡笼港防务及煤矿(时从外国购买开采煤矿的机器已安装完毕);同时从矿至海滩之铁路,也铺好并完成了火车试运行。采用西式开采的基隆煤矿由丁日昌付诸实施,丁日昌聘英国工程师翟萨为矿师,并于1875年底派赴英国洽购全副开矿采煤机器,并雇一批矿工来台,进行试采和进一步勘探矿藏。次年夏间,成立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委派道员、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为矿务督办,开始筹建基隆机器煤矿。不久,一队洋采矿专家和他们随带的用于凿井、采煤、抽水、提车以及通风、截木之用的采矿机器抵达基隆矿厂。基隆煤矿第一个煤井选在基隆之八斗,这地方靠近河道,顺着潮水只需航行半个多钟头即可达基隆;钻探表明这里有3尺厚的优质煤层。
光绪二年六月(1877年7月)福建船政局船厂燃料紧张,清廷正式批准原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基隆开采煤矿的请求。在基隆钻出第一个煤井,1877年9月基隆煤矿开始出煤,采的煤“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好。”光绪二年(1877年)一年间,一方面用机器进行钻探,并为便于机器凿井,封闭了12座民间经营的土煤窑;另一方面,安装开采煤炭机器,机器安装于年底完竣,光绪三年(1878年)初采用机器采煤的基隆煤矿建成,并正式投产。日产能力300吨,年产量达16000吨。
    基隆煤矿投产后,成为中国第一座采用西法开采的近代化矿场,为了方便运送机器和从矿井运煤至海岸,特于1876年秋冬间修筑一条轻便铁路,由于矿井高于海面百余尺,因此煤车可以从铁轨上滑行到海岸。基隆煤矿以机械采煤,开台湾近代化之先。基隆煤矿使得台湾的官煤厂跻身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官办煤矿行列,所产煤炭不仅供应福建船政局造船炼铁和船政船队之需,还远销上海、香港及国外。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产量随着福建船政局对煤炭需求的增加而逐年上升。产量基本上逐年上升,第一年为14000吨余,1879年即达3万吨多一点,增长—倍。光绪六年(1880年)为4.1万余吨,1881年增加为5.4万余吨。
    光绪七年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出洋留学专攻矿务制造理法的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五人学成回国,福建船政局即派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等三人到台湾,对台湾勘探煤铁矿资源,踏遍台湾的山山水水,完成了台湾的第一次矿源普查。
    基隆地区矿产资源勘探与开采代表着台湾近代化的萌芽,可以说福建船政推动了台湾基隆近代化进程。
基隆煤矿的兴衰又与福建船政局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
    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船政局船队(福建水师)兵船“扬武”、“济安”、“飞云”、“琛航”、“永保”、“振威”、“福星”、“福胜”、“建胜”等9艘被击沉,“伏波”、“艺新”2艘等受伤自沉,死亡736人。福建水师自此衰败,七月初4日(8月24日)上午,船政船厂也遭到法国侵略军“德斯丹”、“野猫”、“蝮蛇”3舰轰击。船政局遭到极大的破坏。光绪十年(1884年)夏,中法战争中,刘铭传为了防止煤矿被法国侵略者利用,将其炸毁。1885年开始设法恢复生产,商人张学熙禀请承办。由于福建水师(船政船队)在马江海战中损失惨重,不仅造成贼基隆煤炭需求的下降,而且由于原担任基隆煤炭运送的福建船政船队中的“伏波”、“安澜”、“济安”、“永保”、“琛航”、“飞云”等被击沉,船政局与福建水师需求衰退,基隆煤炭只靠招商局购买,故市场不很广阔,因而影响到生产增长。基隆煤矿自此走向衰退,“时有亏折”,并且老井煤矿已挖空,又无巨资另开新井。仅几个月因亏折数千两而禀请退办。1886年由商人张学熙承办,仍无起色。1887年改为官商合办,两江总督曾国荃、船政大臣裴荫森与台湾当局各出银2万两,共6万两,委张士瑜招集商股6万两,共12万两试办,生产稍见景气,又由台湾巡抚收回官办。官接办后退还商股6万两和船政局2万两。官办未有成效,长期处于破败状态。1889年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合同转让洋商接办,因清廷反对,刘铭传撤退英商,派党凤罔代理,仍行招商。1890年,商人蔡应维等愿集股30万元,官商合办,亦因清廷反对而仍归官办。这样翻来覆去,煤矿产量一直未恢复到中法战前的生产水平。1892年11月,邵友濂到任后,奏请“暂将旧用机器封储,即行停止开采”至1893年5月,又筹集了20万两资本“批准基隆煤矿由官商合办”,即行开采。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后被日本攫夺。
    基隆煤矿起步较早,对台湾近代化起一定带动作用。
    2、福建船政局支持在台湾率先试开采煤油
    沈葆桢十分重视对台湾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他治台期间,在钻探煤矿过程中,在基隆淡水属的牛琢山附近的猫裹社地方,发现了煤(石)油矿。沈葆桢曾向清廷建议开采煤油。丁日昌继任福建船政大臣兼福建巡抚后,曾与李鸿章、沈葆桢、吴赞诚会衔奏请调派前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来台负责经营基隆煤矿。丁日昌抵台之后,又命叶文澜勘查台地硫磺、煤油矿,并查探各山是否藏有铁矿。1877年初,丁日昌上奏说明台湾矿藏及产销情形,并主张对基隆煤矿、金包里磺矿、牛头山煤油矿改用机器采矿,这样既可获利,亦可绝外人窥伺之念。清廷派叶文澜和唐廷枢雇请美国技师和购买小机器准备试行开采。“光绪四年(1878年)聘美国工程师二人勘验,以后垄油脉最旺,乃购机器取之。其始多盐水,掘至百数十丈,达油脉,滚滚而出,日得十五担。” 1887年夏,台湾首任巡抚在台湾设立煤油矿,又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采煤油事宜。
    3、福建船政推动台湾铁路的修筑
    铁路是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光绪三年正月初二日(1877年2月14日)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亲自到台湾实地考察后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湾修筑铁路和电报的建议。强调台湾岛内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即铁路)矿务”。丁日昌分析说,“台湾四面环海,内山未及开辟,无铁路既难以防敌,亦难以安内”。“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丁日昌还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台湾不办轮路(铁路)、矿务,对台湾防务存“十害”,办之则存“十利”。李鸿章支持丁日昌在台湾兴建铁路,“轮路(铁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指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讯功用最大。不久丁日昌奏请在台湾修筑铁路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铁路计划。
    清廷要求丁日昌“审时度势,妥速筹策”,并决定从光绪三年(1877年)下半年筹办台湾铁路经费。然而清廷虽号称每年拨银200万两,但实际不过40万两,建路经费严重不足。为此李鸿章曾试图向上海英商丽如银行借款60万两,终因利息太高而作罢。在光绪三年(1877年)丁日昌已将清廷赎回的的英人强筑的吴淞码头至上海的铁路车轨拆毁,将可用设备都运到了台湾,只因台湾铁路建设经费无着,丁日昌不得不上奏将台湾铁路改马车路,其经费移购铁甲舰。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877年7月3日)旨准船政大臣丁日昌所奏请。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奏请修铁路,终以“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的罪名为清廷所拒绝,至1881年这些“铁路设备机件,车厢仍然堆在台湾府,现在几乎成为废料。枕木已逐渐被白蚁蛀空,机件和路轨很快地盖上一层铁锈,车厢正在朽烂”,李鸿章、丁日昌大力倡导的台湾铁路只得“俟矿利大兴再行举办,拟先设马车路以利师行”,台湾铁路计划以无果而终。
    刘铭传治台期间“造铁路以通之,行邮船以辅之,振殖产以裕之,辟财源以养之,改内政以新之。设教育以明之”,修筑铁路成为台湾近代化最具影响力的措施。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887年4月13日)刘铭传实地考察了台湾岛全境,从防务和商务的角度,奏请在台修筑基隆至台南铁路,强调在台湾修造铁路对防务的重要性:“台疆千里,四面滨海,防不胜防,铁路一成,则骨节灵通,首尾呼应”,“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于海防所裨甚大”;其次从商务的角度强调指出,“分省伊始,极宜讲求生聚以广招徕,现在贸易未开,内山货物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商务,鼓舞新机……若能就基隆开修车路以达台南,可以使全台商务繁兴”。刘铭传的奏请获得清廷批准,“旨准其开办”,兴筑铁路的计划正式启动。
    由于台湾“山路崎岖,溪流梗阻,凿山开道,筑路建桥,费巨工艰”工程分为南北两路:先修北路(基隆至台北,计28.6公里),1887年动工,工程十分艰巨,直至1891年11月继任台抚邵友濂到任时方竣工;南路由台北至台南,1888年开始勘测,1893年当铁路修至新竹时,因“闽饷协济期满,经费倍形竭蹶”等原因停工,全长约99公里,共耗费1295960两。这条全长106.7公里,全国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经营的第一条铁路是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邵友濂等几代治台抚臣们的愿望,也是福建船政多年来对台湾铁路修筑方面从财力、物力尤其是技术人才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三、福建船政学堂为台湾近代化输送了大批人才

    1、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成为台湾近代化技术骨干
    由于传统人才“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不适合近代工业生产的需求,故而在船政局创办伊始,洋务官员就认识到“自强之要,尤在人才有所成就,以备接续有人”。为培养相应的专门人才,学堂相应地增设一些新的“艺馆”和课程,除购买“水师将弁应读之书”外,还购买了电学、气学、重学、水学等仪器,供学生试验之用,“务令日扩新知,勿狃故步”。在沈葆桢等人的主持下,福建船政局除了修造轮船之外,还培训了一批电话电报、机械加工、外语翻译等人才。在晚清40多年,船政学堂共毕业学生510名(连同民国初期毕业的共629名),选送出国留学生4批及零星派出共111人。他们分别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国,学习的专业主要有造船、航海、飞机、潜艇、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这些人才在近代台湾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中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沈葆桢、丁日昌,还是刘铭传,为了解决开采矿山、修筑台湾铁路的技术难题,多通过福建船政局的渠道聘用英法等国的专家和华侨专家,并借用福建船政局前学堂培养的技术人才。福建船政局第一届留学生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林日章、罗臻禄(先人法国科鲁苏民厂,后转入巴黎矿务学校,后又转入德国洽次考察各矿务局、矿山)都先后为台湾的矿山开发,出谋划策。光绪三年(1877),巡抚丁日昌决定由台南府城至凤山旗后先行开通电信业务。饬令游击沈国先率领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第一届制造班毕业生林怡游、梁炳年、郑诚、游学诗、林钟玑、陈平国、苏汝灼等技术人员到台湾组织施工。这批船政学堂毕业生于当年七月十日从郡城台南动工,九月五日全线竣工。
    2、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成为台湾近代化教育的骨干
    电报和邮政在台湾是新生事业,人才和技术严重短缺,事事处处仰仗洋人。刘铭传于1887年创办台湾西学堂。这个西学堂的设立是刘铭传推行新政的一个重要举措,开创了台湾近代科技教育的先河。为培养属于台湾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1890年刘铭传在台北大稻埕建昌街电报总局内设立了电报学堂,招台人子弟,聘西洋教习,授近代科技。第一期招收10名学生,主要是台湾西学堂毕业生以及福建船政局的电信生林森、李治安等,培养司报手和制器手等电讯专门技术人才,以供将来邮电业发展之需。自台湾电报学堂创办开始,福建船政学堂就成为该校主要师资来源地。电报学堂的开设,开启近代台湾培养专业人才之先河。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苏汝灼等先后担任该校教习。原福建船政局的电信生林森、李治安等自台湾电报学堂毕业,除部分留校任教职外,多数分派到台北等电报局工作。这批留在台湾工作的福建船政学生,在1895年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经他们的手向北京发去了抗议电报、向各地拍发了求援电讯。虽然多数人于5月,奉命撤回福建。但林森却没有随之回闽,而是参加到抗日的刘永福“黑旗军”中去。据林森口述、蔡人奇笔记的《闽警》记载:闽人李治安,在台湾电报学堂肄业,当政府割让台地与日人时,台人起而自立。李善地雷术,上条陈于刘将军永福。刘命其带营布设地雷,日人死者无算。未几,李为流弹所中,遂被害。又据蔡人奇所编《藤山志》:民前18年甲午中日战争,逊清割台议和,公(林森)愤甚。集合同学陈(李)治安等六人,以科学制造地雷,组成地雷队,隶于刘永福元帅麾下彭桂森将军营中,扼守彰化之八卦山,抗敌三载有奇。日寇为地雷队所炸毙者不计其数。……陈治安亦战死。公幸脱险,避于友人倪耿如家,乘夜渡帆船沿海边回闽。
    福建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陈季同(1852—1905)于1884年赴台,以副将职参加指挥抗法战争。1895年初又以副将身份到台湾为唐景崧筹划防务,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廷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方谈判。在1895年4月17日,清廷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后。陈季同坚决反对割台,主张武装保台,同时积极活动,寻求通过外交努力以争取西方国家援助。日本出兵占澎湖,切断大陆对台湾的支持。为保住台湾,他策划成立“台湾民主国”,反对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
    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严复在1895年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后,在天津发表了《救亡决论》、《原强》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呼吁自强保种,“先国而后身,先群而后己”,救亡图强,把反对日本侵略的战斗进行到底,“万万不可求和”,显示了中华民族坚毅刚强的决心和浩然正气。
    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着手在台恢复修造船业,主要依靠福州船政局人才
    抗战胜利后,福州船政局马尾海军造船所造船专家及海军学校毕业生纷纷被派到台湾,主持马公、基隆、左营等造船所。
    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投降,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立即下令设立台澎要港司令部(1947年7月改为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部/高雄)。考虑到在台湾接受日本海军投降的特殊性,lO月1日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决定委派正在厦门接收日本海军的原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率员赴台湾接收日本海军。为了顺利接收台湾的造船厂,李世甲从福州海军造船所抽调得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机构成员的补充。10月18日李世甲率参谋长彭瀛、参谋处处长陈秉清等人及十余名造船技术人员及1500名海军,乘“海平”号炮艇也从马江出发,于19日晚到达基隆。20日翌晨抵达台北,在台北教育公会堂设立了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命日本驻台海军司令官福岛中将把投降官兵、舰艇及其他物资文件分别造册,听候点收,并扫清海峡和各港口水雷。10月25日上午九时,陈仪、李世甲等9人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宣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沦陷50年又152天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固有领土重归中国版图。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一切法律手续均告完成。
    11月6日李世甲又率原马尾海军造船所技术与管理人员及部队渡海到澎湖列岛接收马公港和左营港并设立了马公办事处,以海军中校参谋叶心传为处长,负责接收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中国海军在台湾接收日本海军俘虏19000余人,100吨以下的舰艇20多艘,及250艘震洋艇(自杀艇,以一台汽车发动机为动力,2至3人驾驶,艇的前部装有250公斤炸药)。
    国民党海军接收马公、左营两港后,海军总司令部派李世甲为台澎要港司令,司令部设左营,下辖台北、基隆、马公3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
    随即原马尾造船所技术人员在马公造船所投入修复接收的原日军舰船,因为台湾光复后,马公造船所等原日本籍技术人员被遣送回日本,时大量接收日军投降的舰艇亟待修理,又聘请原福州马尾海军造船所所长袁晋到台湾主持舰艇修理。(1927年9月26日任福州马尾海军造船所工务长,1928年3月袁晋升马尾造船所代理所长,造船大监。1930年4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委任袁晋为福州海军造船所所长。1932年10月辞职)
    造船专家萨本圻(1898—1966),也于1946年9月,经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举荐,出任台湾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协理兼总工程师及基隆造船厂厂长,萨本炘在该公司服务到1948年才回到广州,应中山大学工学院陆风书院长之聘,担任该校教授。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海军在台湾左营设立海军工厂,马尾海军第五届航海班毕业生柳鹤图在海军左营工厂工作。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又令海军马尾造船所张传钊将马尾造船厂机器及技术人员撤往台湾左营。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随国民党退到台湾的原福建船政及马尾海军学校毕业的人士约320多人,大多数成为国民党军退台后各领域的技术人才骨干。诸如:
    福州马尾海军学校轮机科毕业生陈定九(1898—1987)。曾任“通济”、“定安”等舰轮机长、海军工厂副总工程师,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后先后任台湾第三造船厂工程师、基隆海洋学院副教授、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兼外文部主任。
    福州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班毕业池孟彬,退到台湾后先后任台湾地区海军军士学校处长、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副厅长、海军指挥参谋大学校长、三军大学海军学院院长、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76年3月停役外调为台湾航业公司总经理,1978年3月转任招商局总经理。后转任阳明海运公司董事长。
    曾就读于福州马尾海军学校的梁序昭(1904—1978),1949年退台后,先后任台湾地区海军“总司令部”第五署(编组训练)“署长”、“舰艇训练司令”、“作战部队司令”、“海军总司令”,晋升为海军中将。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政务次长,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国策顾问”,台湾“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马尾海校第六期毕业生何树上随国民党退台后,先后任台湾“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台湾地区海军舰队指挥部副指挥官、参谋长等职。福州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班毕业生林濂藩,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后,初在军界任职,1973年晋升海军中将,1976年任台中港务局副局长,负责港航营运等工作。
    马尾海军学校第五届航海班毕业生魏济民(1907—?),抗战后任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冬,青岛将近解放时,魏济民奉令将海校迁福建厦门,海校师生曾利用迁校进行反桂活动,策动起义。1949年2月“重庆”号起义后,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由于“重庆”号起义,桂永清受到指责,桂永清把责任转嫁于人,于1949年5月电召魏济民赴上海,在上海令其亲信扣押魏济民。同时令其亲信学生队总队长郭发鳌在厦门集中所有海校师生,一夕之间速捕学生和区队长30人,郭发鳌继任校长。随后又将“三十六年航海班”、“三十七年航海班”及“三十七年轮机班”学生全部捉进监牢。于厦门撤退前,将魏济民先押送于台湾马公岛。同时将一部分学生在禾山海滩枪毙,一部分用麻袋装沉海于台湾海峡,幸存者送往台湾,关进日本人留下的风山山洞里,旋送“反共先锋营”受训、洗脑。桂永清扣押魏济民后,曾决定将魏处死,陈诚闻讯力保方免死。1952年桂永清被赶出海军,魏济民无罪释放。魏济民获释后,蒋介石为安抚他,曾亲自召见慰问。后魏济民外放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六十年代初任台湾驻委内瑞拉大使等职。退职后迁居美国。
福州海军学校第八届航海班毕业生陈在和随国民党海军当局退台后,初在军界任职,退役后到香港董建华之父的船务公司任总经理。
    福州海军学校第三届航海班毕业生郑天杰,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后,先后从事海军教育及任台湾当局驻美武官;最后调“总统府”参军等职。
    福建船政与台湾关系源远流长。发掘与研究福建船政与台湾深厚的历史、人文关系,对做好台湾人民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上服务,为海西建设服务,具有重大的历史与意义。

作者: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文章摘自《船政文化研究》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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