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中的外籍雇员
发表时间:2017-08-16 

    北洋海军在引进装备的同时,还聘用了一批外籍雇员。外籍雇员按其工作性质,分为高级顾问、一般教官、舰艇战术技术军官、工程人员。此外还包括一些为临时任务聘请的人员。   
    所谓高级顾问,是指李鸿章特聘协助海军最高负责人进行训练、作战以及舰队日常管理的外国顾问,是外籍雇员中地位最高者。有时还被指派执行某项特别任务,但其职位称呼并无明文规定。
    1880年,李鸿章在筹备练习舰时,欲觅熟悉军舰规制的外国教习,赫德向他保荐了英国人葛雷森。葛雷森10年前即入中国海关,曾任巡船管驾,又做过粤海关副税务司,1879年回国度假,旋随四“镇”回华,李鸿章命他兼管炮艇出洋操巡,但私下认为他在英国海军仅当过水兵,并未当过军官。5月12日,四“镇”及“操江”轮在大连湾驶往海洋岛途中,邓世昌驾驶的“镇南”号误触暗礁,后经葛雷森指挥出险。李鸿章便命他协助督练炮船的丁汝昌,担任总教习。次年又派他前往英国接带“超勇”、“扬威”回华。由于他几次指出在英订购军舰的缺陷,赫德和金登干都对他产生不满,称他是“一个被事业上获得成功以及他被放在一个他受的教育和训练程度不配担任的职位所宠坏了的人”。于是他们改为推荐琅威理。在1882年以后的两个财政年度里,葛雷森仍以六“镇”炮船总教习的名义支薪,但地位显著不如从前。1882年9月,李鸿章聘请琅威理担任北洋水师总查(The Chief-Inspector)。1884年10月,琅氏因中法战争回避归国,李鸿章又根据李凤苞的推荐,委托德国人式百龄统带“超勇”、“扬威”舰南下援闽,但式百龄未获得什么总教习之类名号。1886年,北洋海军重聘琅威理担任总查。四年后,因“撤旗事件”,琅氏辞职回国。此后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便再也没有聘请高级顾问。
    一般教官和舰艇战术技术军官人数甚多。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后人所知是不全面的。从各种奏折材料及其他资料中陆续提及的人物中篦梳,至1884年底大致包括:“龙骧”等四船洋教习富思德等11员,“镇北”等四船洋教习吉必勋、哥嘉、李福,“镇中”等二船洋教习必第、印都,六“镇”炮船总管轮巴尔伯、德伦,“超勇”快船洋员哈必登、拜列员,“扬威”快船洋员章士敦,“扬威”总医士鲍德,水师总教习倪乐顺,水师总管轮葛雷德,水师操练教习雷登,枪炮正教习鲍察,水师枪炮副教习立克路司,天津水陆各营洋号总教习毕格里,炮台教习额德茂,鱼雷总教习哈逊克、赖乏,监工福来舍,鱼雷轮船总教习区世泰,鱼雷轮船管炉教习卜里士刻,大沽口水雷营教习满粟士,旅顺口鱼雷营教习密勒克,水雷教习施密士,水师练船正教习伦察,练船驾驶教习倪耳森,水师练船帆缆教习嘉格蒙,练船帮教习马吉芬,监造练船法乐,水师候差洋员丁龄,天津水师学堂管轮教习霍克尔、副教习希耳顺等。1885-1886年,有从驾驶“定远”等三舰来华的400位外国官兵中留用的管驾、管轮教习密拉等30员,“济远”三管轮卢察审,水师练船正教习鲍察,练船驾驶教习倪耳森,水师枪炮副教习立克路司,练船帮教习马吉芬,水师操炮教习雷登,鱼雷总教习福来舍,帆缆教习嘉格蒙,管理挖海机器船勒威,天津水陆各营洋号总教习毕格里,大沽口水雷营教习满粟士,旅顺口鱼雷营督操密勒克,操炮教习额德茂,帮办旅顺口工程善威,旅顺口工程局派管浚澳潮标舒尔次,导海挖泥机器轮船教习丁格、温瓦而脱,操炮教习古柏尔、雷登、费纳宁、赖世、锡伦司、希勤司,水雷教习罗觉斯、纪奢(即佘锡尔),贝孙、海麦尔等。1888年,北洋海军留用了运送“致远”等舰回华洋教习中的雷礼等13人。1889年,北洋海军雇佣教习、洋员34人,其中包括“致远,’等四舰酌留洋员9人,1890年,北洋海军共雇教习、洋员29人。至1894年甲午黄海之战中仍在北洋海军服务的8名外籍雇员是:汉纳根,“定远”管炮洋弁尼格路士、佘锡尔,帮办“定远”副管驾泰莱,帮办“定远”总管轮阿壁成(又译亚伯烈希脱),总管“镇远”炮务哈卜们(又译赫克曼),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工程师普菲士。
    这些洋员主要承担舰队训练、军舰部门训练、技术兵种训练、练习舰训练和海军教育任务,有的直接负责某一部门的操作。此外,在修建海军基地和后勤保障设施时,也聘用了一些外国技术人员。
    总的说来,北洋海军雇佣洋员,对于舰队建设起了很大作用。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抵御侵略的功能。西方列强既要侵略中国,又向中国提供军事顾问;清政府既要发挥外籍雇员的作用,又要维护中国主权,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从外籍雇员中最著名的人物、两次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身上,我们可以集中地看到这种矛盾的体现。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人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1863年随“李—阿舰队”首次来华。1877年又为金登干所聘,护送炮艇前往中国,颇得郭嵩焘、丁日昌的赞赏。所以,当李鸿章在1879年委托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访觅外国顾问时,曾纪泽便告诉他,根据金登干的推荐,琅威理新近又将送炮船来华,其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这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择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说琅威理明练可靠。恰好11月,琅氏护送四“镇”抵津,李鸿章与他晤谈数次,又看他调阅操演,甚为满意,便当面延聘,月薪600两。
    琅威理表示,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他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得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李鸿章立即请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洽商,而英国海军部却犹豫不决。一则不愿其现役军官为中国训练军队,二则琅威理既为中国所聘,应该留职停薪,海上年资亦当暂停计算。此事遂陷入僵局。直到威妥玛、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多次活动,才使事情有了转机。
    1882年秋天,琅威理带着他的随从爱斯德来中国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The Brevet Rank of Vice—Admiral,名誉中将衔)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他还根据国际惯例,为舰队制定了中外海军交往的礼节,扩大了中国海军的影响。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请假回国。1886年1月应邀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故月薪增至700两。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他的头衔全称是“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
    1887年,琅威理带队前往英德两国接收“致远’’等4舰。琅以“靖远”为旗舰,升提督旗指挥一切,直至厦门与丁汝昌会合前仍高悬提督旗。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任务多由琅威理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丁汝昌在琅威理第一次辞职后曾说:“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去冬濒离烟台时,贻示一书,略日:水师已有一半功夫,未竞而去,耿耿此心有不能寝食者。若从此守住,则后来或可一线到底;若见异思迁,则前功尽弃。我深愿为中国出死力,奈国法不准。如中国能与我订立合同,常为中国水师之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亦能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中,冲锋陷阵,惟命是听,盖我有妻子儿女,胥恃此也。”“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他日夜操演,士卒欲求离船甚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琅威理自己也回忆,某次“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巅峰。
1886年,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在第二次签订的服务合同中,中方不仅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并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作战象是英国。对此项条件,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还有不同意见,但琅威理与中方的关系似乎没有中法战争前那么融洽。当醇亲王检阅海军时,琅威理为了某种怠慢或其他的事而一直不悦。不久,在秋天发生的“长崎事件”中,访问日本的北洋海军官兵遭到日本人的追杀,而琅威理却“一意袒倭”,使得丁汝昌对他大为不满。但琅自己却认为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授权。他以眼疾为理由,在《北洋海军章程》获得朝廷批准的第二天(1888年10月1日),向李鸿章请假回国治病。同时,琅威理给金登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如果明年3、4月份身体转好,而英国外交部又要求他返回中国的话,他自然会回去。但他本人很不愿意回去。赫德对此批评说:“如果琅威理能坚守岗位,而不是每隔几个月中断工作回家一次,他会有所长进和少抱怨些。我对他已无能为力,他已实际掌权—能接触到合适的人物,因此完全应该由他自己来办。……如果他不能下决心留下干上五六年时间工作的话,那就干脆辞职,这样对大家—他本人、我、海军等,都有好处。他具备优秀的品质,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他某些最重要的品德。”从赫德与金登干这阶段的通信中,我们已能预感到琅威理随时会挂冠而去。
    1889年初,琅威理在伦敦拜访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谈及他在中国的令人不满的处境。他认为,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人不会信任他指挥舰队。如果为了英国的利益的话,他可以暂时放弃自己的国籍。在他看来,中国人迟早会因朝鲜问题与俄国开战,而日本会站在俄国一方。首相让他找海军大臣汉密尔顿勋爵谈谈。琅威理于3月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返回中国。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预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督带“定远”、“镇远”、“超勇”、“扬威”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自然是调和折衷之语。但李鸿章的电报,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初,丁汝昌、琅威理率舰队远航西贡、新加坡、马尼拉,25日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
    琅威理回国后,逢人诉说其在华受辱。8月18日,驻英大臣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英籍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20日,英国公使华尔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鸿章否认与英国首相约定琅威理与丁汝昌平行。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22日,他又致电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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